[核心提示］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平安浙江’”是我省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浙江作为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如何加快发展，全面落实“建设‘平安浙江’，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对我省理论界提出了新的课题。昨日，由省委宣传部、省平安办、省社科联联合举办的“建设‘平安浙江’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研讨会在杭召开。本期《看法》摘登了研讨会上专家的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社会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
　　浙江省委党校教授　何建华
　　什么是和谐社会？从广义上讲，和谐社会是一个全面系统的目标，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全面和谐的社会。从特定意义上讲，和谐社会就是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文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公平正义型社会，社会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也是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性特质。在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矛盾充分凸现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无疑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含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实际上是试图解决我们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最突出的矛盾，所隐含的一个重要伦理理念是：必须从公正的视角考虑和认识经济发展，让我国更多的人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和成果。因而，通过制度安排在社会成员或群体成员之间对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进行合理配置，使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分配所得及自己与他人分配所得差距感到均衡，从而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杭州市委党校讲师　叶劲松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我省是市场经济先发地区，也是各类社会团体，尤其是民间商会发展较快的地区。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高、产业集群发达、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市场结构的竞争性强等一系列市场因素，推动了我省民间商会的诞生和发展。民间商会在民营企业家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组织化的沟通机制，从而拓展了企业家们政治参与的空间，并提升了他们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和参与层次。虽然在政治体制和具体的政府决策规则上还缺乏民间商会政治参与的正式制度依据，但政府与民间商会在经济事务的治理中正逐步形成合作关系。在转型期社会利益矛盾复杂深刻、制度外政治参与行为日渐增多的背景下，民间商会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采取了温和理性、就事论事的参与姿态，促进了企业家群体的利益，同时增强了政府的效能。在为了日常权利和利益而与政府部门发生分歧的场合，它采取了谨慎的“和而不同”的立场，以非政治化的风格和准制度化的方式去谋求实现自身的目的。民间商会的政治参与活动，促进了民营企业家群体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因此，进一步“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首要前提，是有效整合各社会群体的利益以取得对于政治秩序的最广泛支持。
    
　　浙江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挑战
    浙江大学教授　黄祖辉
　　从经济和谐角度看，我省产业结构仍不够优化，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与此同时，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很协调，相对于不断降低的农业GDP比重，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偏高，进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要素市场，特别是土地与金融市场发展缓慢；产业组织成长相对滞后，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竞争的需要。从社会和谐角度看，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依然明显；城市化进程与农民市民化进程存在明显偏差；二元社会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消除；收入和利益分配不尽合理，基尼系数偏高；群众正当权益，尤其是农民权益仍缺乏有效保障，干群关系、党群关系还不够融洽；社会阶层继续分化，稳定和谐的社会结构没有真正形成。从资源和谐角度看，“成长的烦恼”几乎在全省各地蔓延。一是人多地少矛盾进一步加剧，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闲置与短缺并存。二是能源供不应求矛盾激化。三是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废水、废气排放量以及固体废物产生量，不仅是发达国家标准的几倍甚至十几倍，而且分别比1990年增长84.8%、3倍和1.3倍。高增长背后的高代价已成为浙江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浙江构建和谐社会的瓶颈制约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　杨建华
　　按照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要求，我以为，当前浙江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困境和问题还是来自于社会的二元结构。这主要表现在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贫富发展的二元结构，居民身份的二元结构，区域发展的二元结构，计划与市场管理体制的二元结构。浙江尽管社会转型速度较快，但事实上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还没完全打破。我省公共产品的供给仍基本沿袭计划经济年代模式，首先主要是用来满足城市居民的社会需求，社会公共产品服务的覆盖面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却基本上仍是农民自己。浙江还存在相当一批贫困人口，他们与富人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外来流动人口中贫困人口的发生率较高。居民身份的二元结构一方面体现在城乡居民间，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城市内的本籍居民和外来居民间。
    
　　遏制资源过度消耗
    浙江大学教授　姚先国
　　我的基本看法是，浙江经济乃至中国经济在整体上依然是维持一种以要素投入为基本驱动力的粗放式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必然导致对资源的过度消耗，使得生产要素供不应求。而这种粗放式的增长方式能够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又是因为政府主导（或不作为）要素市场的运行，造成了基本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的低价。而由于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价格过低，使企业能够实施高消耗的扩张模式，从而又导致能源、水等要素的供不应求。尽管政府对于要素短缺的问题采取了种种解决措施，但是，这种措施更多的只是行政性管制手段，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大的可能是使得将来的经济增长无以为继。因此，必须采取法律、经济等多种手段遏制资源的过度消耗。
    
　　推广新型劳资关系的微观模式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张宗和
　　社会总体和谐必定由众多和谐的个别企业劳资关系构成。浙江的一些大中型民营企业已开始构建新型劳资关系。例如，浙江“传化”集团实行的“新家族”型民企劳资关系新模式，就是在处理民营企业劳资关系方面的一个有效探索。浙江“传化”集团在“社会责任感”理念的指导下，从私营企业跟家族经营有天然血缘关系的特点出发，致力于建立新型劳资关系，以浓厚的“家庭氛围”吸引人，把员工当成“家里人”，结成“命运共同体”，做到家族企业“无家族之弊，有家庭之利”。1996年，“传化”集团建立了内部储蓄式养老金制度；2000年，公司为员工办理社会养老保险；2001年10月，将员工的基本工资提高30%，并新建了三幢宿舍楼，进一步改善职工的生活条件；2002年，集团又酝酿解决医疗保障问题，并大面积提高职工收入。
    
　　均衡、协调、整体发展
    浙江财经学院教授　陈惠雄
　　和谐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均衡、协调、整体发展是和谐社会的根本特征。然而，由于世界中非均衡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和谐与不和谐成为伴随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矛盾。哲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伦理学中的“自我与对象”、社会学中的“个体与整体”、经济学中的“均衡与非均衡”、协同论中的“协同与冲突”等，均是围绕这一矛盾的解释与处理而展开的，并成为这些学科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如何从诸多的不和谐发展现象中归纳出不和谐社会的一般性、本质性特征，便成为追寻不和谐社会发展根源、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基础环节。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维护外来民工权益
    宁波城管执法支队直属大队　乐国军
　　胡锦涛总书记把达到公平目标作为判断和谐社会的一个标准，这为我们维护外来民工权益指明了方向。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做好以下六方面工作：一是构建有效的和公正的市民待遇。可以通过降低迁移的成本，实现他们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待遇，给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最基本的发展能力，解决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并通过改革户籍管理、同工同酬、平等就业、平等受教育、享受城市社会福利等，赋予外来民工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待遇。二是建立互动的维权机制。即工会组织与工会组织的互动、工会组织与外来务工人员间的互动，打破地域界限，实现宁波与输出地工会的联手维权。三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立法机关可以出台一些有关外来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的法规和规章，根据企业规模和招收外来民工的数量，将企业所要交的外来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金总额分为若干级别，强制企业对照级别标准按季度及时缴费。同时，为进城的外来民工建立医疗保障，建立符合外来民工就业特点的养老保险制度。四是创新对外来民工的管理模式。五是满足外来民工的文化需求。六是加大外来民工的就业培训。